編者按：2020年12月11日，南方周末的第二個N-TALK“文學之夜”，李敬澤、梁鴻、徐則臣、笛安奉獻的四篇演講與讀者共度了兩個多小時的文學之夜（去年第一個文學之夜的演講嘉賓是麥家、李洱、陳彥和付秀瑩）。本期報紙摘要發表笛安和徐則臣的演講，下期報紙摘要發表李敬澤和梁鴻的演講。演講全文和演講視頻見南方周末App。

很高興能有這樣的一個機會，站在這么高大上的地方，以文學的名義跟大家聊聊天。我想跟大家分享的話題是《到世界去》。“世界”是一個大詞，世界讓我們想到什么？我們不知道世界是什么，世界的對立面我們可能清楚，世界就是腳底下這個地方之外的地方。世界的對面還有一個關鍵詞，就是“故鄉”。米蘭·昆德拉有部長篇小說，翻譯過來叫《生活在別處》。待在故鄉的人，曾經待在故鄉的人，或者只能待在某個地方的人，可能都會有一個想法，那就是我要到世界去。在座有多少人是從外地來的？我看到大家很謹慎地舉了一下手。別緊張，不是查戶口。我想我們大部分都是外地來的，我們來北京之前，是不是都動過這個念頭：我要到世界去？

所以談世界，必須談故鄉。談故鄉，就得談童年。在我看來，童年與故鄉一定意義上可以通約，童年是時間意義上的故鄉，而故鄉，則是空間意義上的童年。我的很多小說，的確都有一個貫穿始終的主題，就是《到世界去》。不厭其煩地寫這些小說，就是因為我想到世界去。心理學的專家會告訴我們：寫作有一個巨大的功能，就是補償。你缺什么，你的作品里面就會有什么，你會寫出你想經歷但又無法經歷的生活，想寫出來想過又沒有過上的好日子。小時候我最喜歡吃的一道菜，是芹菜炒肉絲，到現在也是。那時候想吃頓肉不那么容易，幾個月吃不上肉很正常。我想吃肉，也喜歡芹菜的味道，所以無比喜歡芹菜炒肉絲。因為吃不上，就更喜歡了。當然我在說故鄉、童年的時候，絕不是痛說革命家史，我生活的地方是一個小村子，在那個時代，這樣的村莊比比皆是，都好不到哪里去，無論是物質還是精神，各有各的貧瘠，地理上一般也都比較偏遠。

所以在這樣一個地方，你會慢慢產生巨大的到世界去的愿望。小時候我們家離鎮里10里路，離縣城40里，對我來說縣城是大城市，難得去一次。80年代的北方鄉村，當然在北京看來，我們那里已經是南方了，冬天特別冷，沒有暖氣。冬天里小孩最怕的兩件事：一是早起，要穿冰冷的衣服；二是洗澡，洗澡特別痛苦。我們那里的土方法是，用一個洗澡帳子，一個圓柱形的透明塑料布帳子，一頭拴在梁頭上，從屋頂上垂下來，罩住一個盛滿熱水的大澡盆。我小時候最煩的就是鉆到里面去，不透氣，熱氣熏得本來就不舒服，再憋在帳子里，更喘不過氣。聽說縣城有敞開的澡堂子，熱水池比我們家院子還大，我想去那地方洗澡。我爸跟我說，好好學，考了班級第一，我就帶你去縣城洗大澡堂子。

很多年里，縣城對我來說都是一個巨大的誘惑，但我在上高中之前，其實去縣城好像也沒超過五次，有時候去看病，有時候路過，有時候去走親戚，當然也的確有一次去洗大澡堂子。我發現大澡堂子也就那么回事，是比較大，水汽氤氳的，從這邊看不到那邊，但味道實在不咋地，而且那種臭烘烘的熱，我第一次去就“暈堂”了。這也沒耽誤我羨慕城市。那時候我的想象里，城市里一定要有一個澡堂，大澡堂是我想象中的城市的標配。

在一個落后的小地方，一個農村孩子，你對世界展開的巨大想象，必須要有可靠的物質載體。

我在小說里面經常會寫到三樣東西：一是河流，一是飛機，還有一個是火車。

對我來說，河流、飛機和火車，意味著往世界去。

我是江蘇人，八十年代我的故鄉，河道縱橫。我家屋后是一條叫后河的河，后河往北100米，還有一條河，再往北300米又是一條河，再往北，是一條叫烏龍河的滔滔大河。到夏天，我經常和小伙伴們比誰的膽量大，從大閘的高處一個猛子扎進烏龍河。這些是平行的河流，還有垂直的、交叉的，有名字的、沒名字的。我的故鄉被眾多河流包圍。或者說，世界以我的村莊為中心，以河流的方式向四周鋪展開來。所以，我對故鄉的想象，基本上是以河流為坐標，陌生人問路，我得先想一下那地方靠哪條河最近。河流是農村孩子最重要的玩伴，是我們的樂園。在河邊生活，我最喜歡做一件事情，在座的很多朋友可能都喜歡這么干，河水在流，我把樹葉、草梗往水里扔，你會想下一秒這片樹葉會到哪兒，一分鐘到哪兒，一個小時到哪兒，一天后、一個月后、一年后它會到哪兒。我們的想象跟著這片樹葉在走，跟著那根草梗在走，你對遠方的想象也就隨著這片樹葉越走越遠，世界由此逐漸開闊和廣大。在水邊，我們在想象中已經開始了到世界去。

我家離機場很近，但當時覺得特別遙遠。當然現在我知道，從我家開車出發，多踩兩下油門，二十分鐘就能到機場，但那時候蝸居在村莊低矮的生活里，我對距離完全缺少科學的概念。出村子都很少，根本不知道機場到底在哪個位置，但見飛機在頭頂上飛來飛去。我坐在院子里就想，這只鋼鐵做的大鳥里面坐的到底是什么人？他們這是從哪兒來，要到哪兒去？飛機往天邊飛，我就往天邊想，世界又一次次在想象中展開了。

關于火車。我得多喜歡火車這個意象啊。長篇小說《夜火車》名字就有火車。我還寫過《沿著鐵路向前走》《開往北京的火車》這樣的文章。長篇小說《耶路撒冷》中，開篇是火車在荒郊野外突然停下，故事結尾處，火車帶著我們的朋友遠去。后來有機會周游世界，所到之處，但凡有點意思的火車和火車站，我都要去看看。歐洲之星、哈利·波特的火車站原型、大森林的小火車，都要看兩眼。前些天去了云南蒙自，特地去看了著名的碧色寨小火車站。

第一次坐火車是小學二年級左右，牙疼，各種招都用過了，還是治不好，我爸帶我去市里的一家軍醫院，在縣城坐火車。那時候比較傻，坐上火車半天了，發現車還是不動，就問我爸，這火車是不是壞了。我爸讓我看窗外。樹在往后跑，原來火車早就開了。之前我只坐過牛車、馬車、三輪車、自行車，存在感相當強，坐上車你就開始上下蹦，睡著了你都知道車在走。但是火車平穩，平穩到感覺不到動，所以開了半天我都沒意識到。

我喜歡火車、火車站、鐵軌，兩條閃耀金屬光芒的平行線，一直延伸下去，仿佛可以綿延至世界的盡頭。

正是火車、飛機和河流這些我童年生活中向往的東西，后來成為我作品里最重要的一部分意象，它們都曾啟發和刺激我展開了一次次到世界去的想象。對一個孩子來說，那絕對都是頭腦中的風暴。生活在繼續，河流一直跟隨我，或者說，我一直跟隨著河流在走。小學在村里念的，初中到了鎮上。校門口又是一條大河，石安運河，除了過境的京杭大運河，這是江蘇最大的一條人工河。大河向東流，它是往西的，大水湯湯，從東往西日夜奔流。我的第一部長篇小說，一直都沒出版，最初的題目就是《河水向西》。到冬天，學校的自來水管子凍住了，我們一幫住校生就端著臉盆牙缸往校門口跑，運河水深流急，冬天水是溫暖的，我們就在水邊刷牙洗臉。

跟在村子里一樣，我會想象這條河一直流下去，最終到了哪里。念完初中，終于到了縣城念高中，可以經常洗上大澡堂子了。大學一二級在地級市念，大三大四在省城念，研究生到了首都念。這些年我差不多把中國的行政區劃都走了一遍。這基本上就是個不斷地往世界去的過程。在這個漫長得到世界去的過程中，當年留在故鄉的同學和小伙伴，慢慢也都出來了，各種職業，國內國外都有。生活在別處，我們都在想，好日子不能都給別人過了，咱們也應該到大地方去，到世界上去，到彎腰就能撿到錢的地方去，到可供大家充分發揮自我、實現價值的巨大空間里去。

我們一步一步往前走。在座的很多年輕朋友，如果你們也是從外省來的，我們懷抱的應該是同一個到世界去的愿望。這個“世界”在一定時間內，可能指的就是北京。我當年就是這樣想的，我應該一步一步往前走，往外走。我以為世界必然是一個完全區別于故鄉的地方，它跟故鄉是對立的：世界是先進的，故鄉是落后的；世界是開放的，故鄉是閉塞的；世界有無限的可能性，而故鄉是單一的、保守的、一成不變的。你只有離開故鄉，才能放飛自我，才能心有所安。蘇東坡說，此心安處是吾鄉。如果只有心安處才吾鄉，那么很多人可能都會在內心認定，遙遠的世界才是我們的故鄉。

三十歲以后，我開始寫《耶路撒冷》。那時候，每到逢年過節，小伙伴和老同學從五湖四海回到故鄉，聚在一起。一晃多年，大家都在“世界”上奮斗了十幾年、二十年，比我年齡大的，在外邊待的時間更久。大家各有所成，專家、學者、白領、老板、上市公司老總，已然是行業的中堅，但當大伙兒聚成一堆聊天的時候，發現大家對很多問題的看法發生了變化。世界好像并非像我們當初想象的那樣，一定在別處；當你所欲者皆可得、可以充分發揮自己的時候，世界并不總能讓你心安。

人生至此，什么東西足以讓我們心安？有朋友在外邊常年失眠，回到老家倒頭就睡，每天都是自然醒。鄉村的早晨通常雞飛狗跳，凌晨四點一只雞開始叫，一群雞都跟著叫，一只狗吠，一個村子狗都來幫腔，但饒是如此巨大的喧囂，都不能把他從故鄉的枕頭上驚醒。在城市里，家居要雙層玻璃，一切雜音都被屏蔽掉了，但他就是睡不著。也許是年齡問題，我覺得更可能是心理問題。回到老家，我們內心會發生難以預料的變化。我在老家常遇到這種情況，手機隨便往哪兒一放就忘了，干了半天別的事，才發現手機不在手邊。有時候也奇怪手機怎么老不響，在北京每天那可是催命一般地追著你叫，一看，早沒電了。世界依然如故。原來并非所有人都迫不及待地需要你。在北京，手機但凡離手五分鐘，就覺得有被世界拋棄的危險，在故鄉不是這樣，你心安、篤定。原因在哪里？

我們聚一起探討，故鄉與世界到底是個什么關系？故鄉是不是一定就站在世界的對面？是不是世界就代表了絕對的正價值，故鄉則完全相反？

給大家講個故事，各位肯定都聽過。說：一個小伙子，窮光蛋，做夢都想發財，果然就夢到一個白胡子老爺爺跟他說，起來，別老躺床上，出門，往左走、往右走，再往前走，再往左走、往右走，逢山開路、遇水架橋，爬雪山、過草地，穿過沙漠與森林，繼續往前走，一直走，左走右走，不停地走，哪一天你看到一塊石頭，那是一塊什么樣的石頭，你在石頭下面挖，可以挖到寶藏。這窮小伙就出門了，按照白胡子老爺爺的指引，左走右走、左轉右轉、直走，逢山開路、遇水架橋，爬雪山、過草地，穿過沙漠和森林，有一天看到一塊石頭，跟那個白胡子老爺爺告訴他的一模一樣，但在看到石頭的同時，他一抬頭，發現這石頭就在他們家的屋檐后。這個時候的小伙子，已經從一個年輕人變成了老頭，腰走彎了，頭發走白了，走得滿臉皺紋、踉踉蹌蹌。他在石頭下面挖，果然挖到了寶藏。

這是一個皆大歡喜的圓滿故事。我有時候會想，如果這個小伙子，變成老頭的這個小伙子，走了一輩子，他在石頭下沒有挖到寶藏，會怎么想？是不是很喪氣很絕望，想這一生都搭進去了，啥寶沒挖到。他會這么想嗎？應該不會。這一路坎坷，風一更雪一更，餐風飲露地過來，即使兩手空空什么都沒挖到，也該是內心充實飽滿的吧。他會感激這一生不辭辛勞到世界去的過程，如果他不走出去，不耗盡一生，他永遠不會知道寶藏可能在他們家屋檐后。

這個寶藏是什么？可能的確是寶藏，也可能是人生的心得，是我們對廣大世界和人生的認知。如果你不到世界去，你永遠不知道這個世界有可能就在家門口，你就不會知道故鄉有可能就是世界。這小伙子到世界去尋找寶藏，最終找到了自家的屋檐后，對他而言，世界與故鄉在家門口是匯合了：世界成了故鄉，故鄉也成了世界，世界與故鄉之間畫了一個等號。你看，世界的確可能不是我們想象的那樣，絕對地站在故鄉的對立面；世界既是相距千里萬里的遙遠之地，它也可能就在我們的家門口。這個故鄉與世界的辯證法，我在十幾歲、二十多歲時永遠不可能發現，但是年過而立和不惑，在世界上闖蕩一圈之后重回故鄉，我們才會發現，哦，世界可能是那樣，故鄉也可以是這樣。

所以，到世界去，我想首先它需要往外走，一直往遠處走；然后，這個通往無窮遠處之路，未必就是條單行道，一竿子支到底不能回頭，它可能回頭，回到源頭，回頭到原點，回到我們的故鄉去。所以到世界去，對一個成年人，尤其我這樣的，人到中年，意味著你可能重新發現故鄉，有能力、有勇氣、有平常心地重返故鄉，這同樣是到世界去，是更高層面上的、更重要意義上的到世界去。

高僧大德看世界有“三境界說”：看山是山，看水是水；看山不是山，看水不是水；看山又是山，看水又是水。重新認識和發現故鄉，重新理解你的原點與源頭，我想大約是到了第三個、起碼是第二個境界了吧。

有朋友可能會質疑，繞了這么一大圈，不等于這輩子啥都沒干嗎？當然不能這么理解。位移上確實沒太大的變化，但是距離有了啊，還很巨大，這個距離值得我們耗一生乃至半生去丈量出來。從這個意義上說，我寫的很多小說，《耶路撒冷》《北上》《跑步穿過中關村》《北京西郊故事集》，一直就是在做這個丈量的工作。《北京西郊故事集》是近年新出的主題小說集，講的正是曾在北京討生活的年輕人，我認識和不認識的一些朋友。我是2002年來的北京，雖然是在北大念書，卻認識了一大批校外的同齡人，也有比我大的，五行八作，聚集在北京西郊。快二十年了，這些年里他們陸續離開了北京，不同各異，混不下去的，結婚生子的，有新的事業的，總之，他們不“漂”了。

逐一失聯，仿佛從沒在北京西郊出現過。新冠疫情松動的那段時間，北京剛剛解禁，我一個人騎著共享單車又到西郊轉了一圈。那地方發生了巨大的變化，我們當時流竄的街道、平房、出租屋都沒了，取而代之的是高樓大廈、高檔小區。我突然遇到在北大讀書時認識的老班。他是我最早認識的漂在北京的朋友之一，大我幾歲。那一天我騎著自行車在樓房之間的峽谷地帶穿行，突然聽到有人用熟悉的河南話對著手機喊，我停下來看，果然是他，胖了一圈我也認識。我對他招手，但到嘴邊的名字就是記不起來。看到我，他張口就是哎呀，大博士。我們認識時我在念碩士，但他認為我有學問，堅持稱大博士。一說博士，我記起了他是老班。我倆站路邊，在疫情劫后余生的氛圍里聊起來。搬家公司正幫他收拾家具，要搬回河南老家。他說他離開過，又回來了，這一次徹底走。他在北京待過好多地方，海淀、朝陽、石景山、門頭溝，當過廚師、開過飯店、賣過鹵菜，兜兜轉轉又跑回西郊，我們一起待過的地方。疫情是個拐點，他不想再待了。他剛才的大嗓門是在跟老婆交代，一定要買六個豬頭。他的扒豬臉是拿手菜，這一次一去不回，到老家必須大宴賓客。老子這次是真回了，他說。

我說，當年那撥人全回了，你可能是最后一個，是不是有點凄涼？他說凄涼個屁，排第幾個都是一個回。我又問，不覺得失敗？他說，失敗啥？老子成功得很，想來的時候來了，想走的時候走了，有這么失敗的么？很多年前，我遇到另一個同齡人，年紀輕輕，懷抱一腔偉大的志向來北京，要闖出個人樣，最終沒能如愿。離京前，我問他，你覺得你失敗了嗎？他說，“我沒失敗，我只是沒有成功”。

同樣的問題，兩個回答。老班回去了。回去的時候他挺開心。待北京這么多年，經歷過一個廣大的世界，該見的都見過了，該有的也都有了，可以安心回老家了，一雙兒女，大的要結婚了，小的也快大學畢業，多好。對他來講，現在的到世界去，就是回老家。

很多年前，老班的兩任女朋友我都認識。第一個，她的財富指標老班沒完成，兩人散伙。另一個特別好的女孩，陜西人，溫良恭儉讓，跟老班說，你得跟我回老家，河南、陜西都行，要結婚就得生孩子，生了孩子必須在老家。老班說，我想待在北京，必須待在北京，兩人也吹了。

所以，老班堪稱文學意義上的典型人物，在他身上你能看到不同人對到世界去、對故鄉與世界之間關系的不同理解。既然說到了老班，那我就以老班結束今天與朋友們的分享。老班回到了河南老家，臨別我送他唐人杜牧《九日齊安登高》中的一句詩：塵世難逢開口笑，菊花須插滿頭歸。我把這句詩也送給在座的各位，祝大家晚安。